其实佩奇在斯坦福时就已经有这样的野心，那个时候他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告诉指导教师，他要把整个网络下载到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这个想法把老师们吓了一跳，而现在这正逐步成为现实，按他的说法：“虽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无法避免。”

　　2009年，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负责人克丽斯蒂·瓦尔尼(Christine A. Varney)坦言，Google正在重蹈微软的覆辙，科技行业正处于这个统治性巨头的控制之下，它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抑制创新和消灭竞争对手的地步。以前美国政府曾经从微软身上看到了类似的威胁，并对其进行了反垄断打击。现在Google又成了反垄断法的新触犯者。

　　从瓦尔尼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对Google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抨击。上世纪90年代，瓦尔尼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代表Netscape的利益对微软进行了反垄断调查。瓦尔尼表示，微软的垄断体现在桌面上，而Google则体现在新兴的云计算行业，它积聚了“巨大的市场力量”，可能创建一个客户无力逃避的生态系统。

　　在过去3年中其搜索广告市场的份额已经从50%迅猛增至75%，引起了广告商的不安。2007年，当Google宣布计划收购网络广告公司DoubleClick后，曾引来了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长达1年的调查。2008年，美国司法部否决了Google和雅虎之间的一个搜索广告交易，认为该交易将进一步加大Google的市场垄断优势。现在Google正处于司法部的调查之中，其充满野心的书籍扫描项目正在接受审查。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研究Google CEO施密特兼任苹果董事是否触犯反垄断法。

　　过去，Google对外界批评的回应一般是两个单词：信任我们(Trust us)，或者是简单的沉默，而这种对保守秘密的崇拜，已经成为了它的一种武器，成为了这家与众不同的公司的法宝之一。尽管无数文章和书本描写过佩奇和布林的创业史，可他们的低调却是出了名的。他们极少接受记者的访问，也很少像盖茨和乔布斯那样到处演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直到我们看到它变成现实的一天。

　　目前的情形对于这个搜索巨人来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Google的CEO施密特曾是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大力支持者，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最活跃的微软反对者之一，积极帮助政府对微软进行反垄断打击。而现在，他自己正面对与微软类似的处境。Google与夙敌微软的位置完成了对调，但它的影响却仿佛比微软更为强大，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Google公司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它的数百万台服务器每个小时大约处理约1000TB用户数据，每天进行上亿万次搜索。就其本身而言，Google的规模并不存在法律问题。瓦尔尼本人也已经指出此点，尽管Google在搜索广告业务上具有垄断优势，但该公司是通过创建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更好搜索产品来做到这一点，因此是合法的。

　　不过，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指出，当Google从搜索转向诸如在线电子表格和视频站点等Web服务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因为其搜索和广告算法是秘密的，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没有办法知道Google是否对结果进行了修改，以把更多的流量导向它自己的产品。如果Google使用它的搜索优势来推动自己的其他业务，则与微软将浏览器捆绑在操作系统上的做法没有区别，都违反了反垄断法。

　　另外，Google的创新商业模式也可能激怒监管机构。该公司的伟大创新之一是愿意通过提供免费服务来获得数据。许多客户可能认为这并不违法，但在监管机构眼中，客户便利的重要性通常要弱于保持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没有竞争就会导致创新减少。

　　Google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公司的现在，而在于它未来的计划。Google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新Web世界，让Web服务完全取代桌面软件。这对瓦尔尼等监管者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担心Google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变得过于强大，成为事实标准，锁定企业都使用它的服务。

　　而在中国，Google则遭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质疑，情况也更为复杂和严峻。

　　200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布林发现他自己竟然被卷入了外交事件当中。他收到了几封邮件，在信中有人告诉他，中国政府屏蔽了Google的页面。布林并不善于外交辞令，于是他在卓越亚马逊网站上买了一堆关于中国历史、商业和政策方面的书。

　　他和老朋友佩奇、Google现任行政总裁埃里克·施密特、Google的总顾问和事业发展处处长大卫·德拉蒙德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还给高科技产业的老前辈埃斯特·戴森打电话讨教、咨询。当时，Google在中国还没有办事处，但布林决定让中国政府了解Google努力想要达成协议的决心，以期尽快恢复Google的正常访问，“我们不想把事情搞砸了。”布林说，“中国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几天以后，Google在中国的访问恢复正常。